此刻我的心情可以“惶恐”二字加以形容。从1992年起，我在文促会服务了23年。期间一直在肖秧同志、占祥同志领导下做事，就是现今人们常说的“执行层面”。时间更长的是在占祥领导下。占祥曾说他想写本书，书名叫“二把手”。因为在团中央、在河北省、在文化部，他都是二把手，总结了很多经验之谈。比如在饭桌旁跟一把手说话，叫“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骑马蹲裆式”。再比如跟着领导和一把手走路，叫“近了不是，远了不是，回头一看正是”。这些都是二把手的苦衷。我倒觉得二把手挺幸福。有依靠，做错了后面有人承担。占祥就说过，法定代表人就是除了问题要绳之以法的人。他说让我当法定代表人，出了问题他能救我。但如果法定代表人是他，就麻烦了。而今想，二把手的好处是有依靠，坏处也是有依靠。因为依靠惯了，一旦失去依靠就容易站不住。心态上就像是现在的我。洛阳会议后，我心里一直很纠结。我曾希望忽然再能冒出一个占祥这样的人，让我继续做副职。这种幻想，终于在半小时前彻底破灭了。

才起副主席在洛阳向我叫苦，说他已经到点了，应该换主席了，但难处是交不出去，没人愿意当。我相信他说的是实情，一无权，二无钱，三无房，四无车，接过来等于受罪。不过，社会团体这个活儿，也确实不太好练。按我的话说，一流的人不屑于做，二流的人还做不了。我接过占祥的班，但没有占祥的影响和能力，又不是一流人物，这是我心里忐忑的地方。

文促会15周年的时候，我写了几句话，这次又印在《占祥主席说》的封三勒口上。“是什么力量，激励文促会走到今天？是思想。”今天来看，这句话更重要了。因为中央要求政社分开，要求规范领导干部兼职，要求社会组织取消行政级别，取消政府财政，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更加独立地、名副其实地以自己的力量，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生存与发展。我对一些朋友说，政社分开，社会团体社会化也体现出党和政府对于民间力量的信任，相信我们能够做好，相信在共同的愿景之下，政府与非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当然，民间化、社会化不是草根化。我们的想法、做法是尽可能地联络和团结学术界、艺术界、传媒界、文化企业界志同道合的团体和精英，同心协力弘扬中华文化。各个不同的团体，各方面的人，靠什么走到一起？我认为首先要靠思想。我们今天说到文化，常常听到说文化是灵魂，是血液。这些说法也都不错，但不够确切。无论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能够成为灵魂、成为血液的东西，能够输送营养和力量，能够指引方向的东西，只能是思想。如其说文化是灵魂，不如说思想是灵魂。会议之前，仲伟副主席到文促会来，说起这些，他说从前老人们就喜欢看到孩子们吃的胖胖的，见面则说，真好，又吃胖了。那时的观念如此。努力的方向，健康的标准是胖。现在知道肥胖对于健康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很多人家里放了电子称，不停地监视体重。这就是观念的重要，观念不对，方向不对，使得劲儿越大，结果越糟糕，离目标越远。我说这些，是想说，我们重视思想，首先应该有正确的文化观念。这就是所谓思想第一。

文化是什么，以及如何看待文化？

我的印象，积几十年的印象：偏于理想主义的看法，是把文化视为一种价值，一种意义，一种审美。大致上人文学科界、文化艺术界的朋友，比较倾向于这样看文化。而偏于现实主义的看法，则是把文化视为一种工具，看做是能够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或者其他什么别的目的的工具。文革以后，我们曾经反思过文化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小平同志在第四届文代会上讲话，改成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提法上柔和了一些。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成为中心工作，文化的任务又变了。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变成了搭台的人，变成舞美队了。文化产业兴起之后，搭台与唱戏、文化与经济合为一体。从官方到主流媒体，实际上都把文化视为开辟新产业的新领域，新素材，并且是构成GDP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部分还提升到支柱产业。这样做对吗？究竟应该如何看文化，究竟应该把文化当作什么？上个月我在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年会上曾提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在社会学界被认为与卡尔·马克思齐名，也有人说他比马克思更深刻。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深感悲观。王元化先生晚年在通信中也担忧文化会在这种异化中垮下去。

韦伯认为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一般式合乎理性的，非理性的情绪化行为和传统习惯居于次要地位。在理性行为中最重要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重目的、重实效、重功利，而后者则是重信仰、重意义、重伦理。那么，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状态是否普遍存在，包括存在于中国。我认为基本如此。人们当今所感慨的信仰缺失、道德缺失、诚信缺失，以及人的孤独与冷漠等等，应该都可以视为价值理性的弱化。不少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当今社会如此倡导文化，而文化反而如此缺失？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因为文化的工具性压倒文化的意义，文化变成盈利工具，其人文意义丧失殆尽。习总书记在艺术家座谈会上所表达的忧虑也在于此。

我讲到这些是想表达，在工具与价值、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之间，能否寻找一种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相互兼容的联系。在理论上是否可以走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集团，对于同一种现象持不同的看法，并希望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运用，是可以理解的。让政治家、宗教领袖、企业家、慈善家、学者、艺术家等不同身份的人对文化持同一看法，同一态度是不现实的。我由此想到，看来文化的实用性、工具性似乎不可避免的事情。一切因时、因事、因地而论。胡乔木同志晚年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到毛主席讲过之后让胡把讲话发给在重庆的郭沫若先生，征询郭老的看法。郭老回复“有经有权”。经是基本理论，权是权宜之计。郭老肯定讲话兼顾了两个方面，其实也就是兼顾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那时是全国抗战，你不讲文艺为政治，为战争行吗？有经有权这四个字，我认为在今天也很适用。

今天的问题是过于工具化，过于功利，就是习讲的“铜臭气”。据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学者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产业的，比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文化产业比如流行音乐、电视节目、电影、出版物等等，是一种文化消费，要讲究票房、收视率、点击率、码洋，就是讲究消费人群的规模。规模越大当然越是成功。问题来了，规模最大的消费群很可能是社会中的文化低层，就如金字塔下边那一层。反过来，为了这个规模最大的消费层接受，文化产品的提供者就必然难免所谓迎合。这样相互作用，很容易将文化引向低俗。媒体同样。从前媒体是社会公器，中国近现代出现过非常了不起的报人。而今媒体是企业，企业要盈利，员工要吃饭，价值只能常常让位于工具。包括有的主流媒体也经常刊载不堪的广告，不堪的所谓娱乐内容。有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位媒体批评家写的，书名叫《娱乐至死》。书里说一切公众的话语包括政治、教育、新闻、体育等等已经都成为娱乐，成为现代的文化精神。他提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49年所著长篇小说《1984》预言1984年人类文化将被独裁统治，而另一个英国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所作《美丽新世界》却认为未来世界得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作者认为后者的预言已经实现，认为人类文化将死于自己所喜爱的娱乐。也许我么有理由担忧，文化正在变成娱乐，能赚钱的娱乐。

也许我们不能不关注文化工具化的另一倾向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影响。从毛主席批评“标语口号”到今天，这一倾向仍然比较严重。命题作文、政绩文化、直奔主题、看人下菜碟、翻日历寻找纪念日决定写作题材，这一类现象仍然存在。

我们总是希望博采众长，总是希望融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长。但是很遗憾，文化的政治化倾向、商业化倾向却正好体现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双重弊端！同样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说到此，因为话语涉及政治，涉及意识形态，为免于误解，请允许我略加解释。

十八大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政治方向、政治信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我们完全拥护，并且认为一个政党在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方面如果不是旗帜鲜明，那才是奇怪的事。政治思想、政治主张，是任何一个政党的存在前提。没有这些，政党即无必要。但这是政治方面，是政党意识，在中国同时也是国家意识。这与文化，虽有联系但仍然是两个范畴，是相互区别的。政党、国家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文化也要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有些朋友看到报纸上、刊物上讲意识形态就有些紧张，担心是否要倒退，担心是否又要提文化为政治服务。我认为上述两个方面不能混为一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这五个大的方面相互联系，但也相对独立。正如经济不能政治化，文化也不能政治化。这些，应该成为常识。

讲到文化工具化，我还想回答一个问题。有人问，发展文化，有党的宣传部门，有政府，为什么还要有社会团体。这类问题，是不太动脑子的记者朋友们的惯常提问。不过这么一问，倒把我问住了。我想，是啊，为什么要有社会团体，社会团体面对文化有什么不同之处？后来我想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个问题，我就说，说句良心话，相对于政党、政府，也相对于企业，在文化上，社会团体作为公益性非盈利性组织，它的工具性考虑，就是实用性、功利性、企图心，是比较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团体更接近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更重视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也许这类组织的存在会有利于两种价值此消彼长，有利于两种价值的相互平衡。比如，文促会曾举行以“中华文化与全球化”为主题的文化高峰论坛，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曾发起编纂《今注本二十四史》凡21年仍在努力之中，曾邀集科学史家总结中国人的30项重大发明，今年6月2日将在长沙举行的两岸人文对话，主题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对人类未来可能之贡献”，等等。这些行为相信不是为了某个集团、某个企业的利益，而是为了文化，为了中华，为了人类。我认为这也正是非盈利机构应当受到尊重的地方。近来不断看到在反腐败过程中出现的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我不禁想，相对于权力、金钱过于集中的领域，像文促会这样的社会组织，真可以说是低碳、无公害、经济适用、价廉物美、可持续发展，哪一项不是国家提倡的？

不过，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做社会团体很艰难。孔子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总是心向往之，总是不能至，也难免让人心灰意懒。从前，想到而不能为之，或者虽为之而不能达成，我总是心急如焚，不能平静。后来听了很多位朋友的教诲，渐渐地有了另外一种体悟：也许我们不能决定什么，推动什么，但我们总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可以倡导什么；也许我们不能改变什么，操控什么，但是我们总可以选择什么，或者拒绝什么。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总之一句话，就是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即使是在缺少环境、缺少条件、缺少呼应、缺少同道、缺少支持的情况下，也坚持做对的事情，或者坚持什么都不做，也不去做随波逐流的错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文化守望，文化的坚强，文化的特立独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已经经历过太多的苦痛和曲折，我们的中华文化也已经经历过太多的苦痛和曲折，看看这个动荡的、功利的世界，我们真不敢把事情估计的太好。各位，勉为其难，尽力而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