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么多位专家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刚才，吕济民先生对我说，说他往人群里张望一番，看到很多该来的人都来了，觉得很不容易。还对我说，有这些人你可以放心了！这番话让我很受鼓舞！我们的委员会能有这个局面，是因为它有一个雄厚的基础，它的前身是文化部所属艺术品鉴定与评估委员会。那时的主任就是高占祥主席。

不过，昨天也有朋友跟我说，文化部当年成立艺术品鉴定与评估委员会后，部长几乎每天都接到投诉，甚至被起诉，根子就在部里的评估与鉴定委员会。我借此知道我们做了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这让我想到当年文促会换届的时候。高占祥同志建议由我来做法定代表人。他的理由非常能说服我。他说你做法定代表人，假如你被“绳之以法”了，我作为主席可以去营救你。但是如果让我做法定代表人，我被“绳之以法”了，你救我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我已做了十年法定代表人，现在又让我兼任鉴定与评估委员会的主任，我想我应该勇敢的负起责任。

今天的会议很重要，我想我应该讲一讲。首先我想说一下，政府和非政府。

这些年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小政府，大社会”。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也说。中国在说，外国也在说，因为是整个世界的趋势。ＮＧ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显然在不断的成长。我们文促会已经创立了40多个专业机构，在全国各地也有４０多个地方组织，我们称为团体会员。这些分支，估计很快就会达到１００多个。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或者称为社会的“纽结”。而且，作为社会力量，在目标上与党和政府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特别是文化的发展。在这个方向下，社会组织的前途是越来越民间化，这是肯定的。

明年文促会会迎来换届，我们可能会更加朝着社会化、民间化的方向发展。这次成立这个委员会，我原来想的很好。我跟占祥同志说，您原来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现在仍然兼任主任，平稳过渡，不是很好吗？占祥说，他不适宜再做了。后来我就请潘震宙副主席兼任，理由是他是文促会副主席，又曾担任过国家博物馆馆长。业务行政很熟悉。但是潘部长说，现在中组部、文化部都有文件，要求70岁以后干部也不能担任社会组织职务。看起来，民间化的走向，是中央在推动。这样，这个主任就只能暂时由我兼任。

问题来了。民间化的走向，会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组织的权威性，具体说会不会影响我们艺术品鉴定与评估委员会的权威性？我的意见是，不会。因为作为一种专业的鉴定与评估，作为一个专业性的评估机构，它的权威性，它的公信力来自哪里？我想只能来自它自己的作为。这一点，很重要。我请各位委员确立一个信念，你的权威性就在你的作为，在你的水准，在你的职业伦理。这种东西谁也不能赋予你，即使赋予你，也是靠不住的。说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有那么一两次走眼的事，你也就威信扫地了。

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是专业性，是职业伦理，这就像品牌一样。品牌的影响力也不是什么人赋予的。我那天看到几位同事准备的新闻稿，有“最具权威性”之类的话，我建议删掉了。我说这话我们不说，将来做好了自然有人会去说。而且由别人去说才有意义。

刚才古方同志说到了鉴定工作的特殊性，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可能有一部分工作是可以和客观鉴定相联系的。类如物理鉴定，医学鉴定等等。但更多的恐怕是经验性的，主观性的。说鉴定家是裁判员，我觉得也不准确。裁判无论判对判错，都必须执行。鉴定恐怕还没有这样的硬性的规定。而且同样一件东西，甲说这样，乙说另一样，甲乙都是鉴定家或者都是权威鉴定家，恐怕就很难有类似裁判、法院那样的判决。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主观性和经验性很强的一个行业。还有职业伦理。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形成鉴定与评估。

第二我想说在整个商业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为什么我要这样说？现在有一个词叫做“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有些人不太喜欢这个词，是因为有的人专门以此自称，专门发表不同政见，让这个词有了一种政治色彩。我倒觉得这个词很有针对性。它所针对的是那些考虑公共性问题，而非集团性问题、个人问题的知识分子。

一个人在社会上，要为他的雇主服务，又要为他的客户服务，还要为自己的饭碗和家庭服务。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或者不应该不考虑整个社会的发展，不应该没有良知。像范仲淹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我看这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襟怀。

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高管，一个公司的技术人员，你讲话做事不能不考虑公司利益，也不能不考虑公众利益。比如一个会计，你不能不考虑公司利益，老板利益，你也不能不考虑会计法。但作为一个鉴定家，我认为和这些都不一样，鉴定家的职业伦理，应该不考虑雇主利益，只考虑标准，只考虑职业伦理。是一说一，是二说二。因此，知识分子的角色分化了，鉴定家的角色恐怕不能分化。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往往是冲突的。我主张对于鉴定工作而言，永远是价值理性为先。

第三我想说到文化与市场。我的感觉，文化一旦进入市场，最火的、最接地气的、最受欢迎的那一部分一定是最大部分，是金字塔的底边。而这最大部分、最长的底边，在文化价值上一定是最低品位的，最通俗的，甚至是低俗的。这一现象告诉人们，你的文化产品，如果想最大程度上实现收视率、票房、点击率、出版码洋，就要走低质路线。我认为这是文化产业面临的共同危机。

汪骥同志做了很多年西湖艺术博览会。我说咱们这个博览会看上去不那么高端。他说这个要考虑到杭州市民的欣赏和他们现实的购买力。说的就是上述状况。

世界上有些理论家，对文化产业是完全否定的。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只能把文化带到低端，只能提供低质的文化产品。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他们的悲观态度，但是这些问题，既有市场化带来的文化低质化倾向，非常值得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文化鉴定委员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评估、鉴定，提升这个市场。刚才西安的王勇同志讲到国民美学教育问题。我觉得特别重要。我因此想到，这个鉴定的“鉴”字，好像就是镜子的意思，是铜镜。因此鉴定除了辨真假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分优劣。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美的，适宜的，什么是丑的，不适宜的。现在我看电视节目，关注的就是真假。因为真假涉及到价格。因此，真假也不是关注的真正目的，真正目的是值多少钱。这样，就把收藏彻底沦为投机。不过，好像也不必太悲观。我注意到有不少人，开始搞收藏完全是抱着投机的念头，后来久了，慢慢成了行家，慢慢产生了热爱，别人高价买，他也不卖。因为卖了就没有了。他舍不得。这时候，他已经产生了文化自觉。我们的很多民办博物馆就是这么来的。我们有一个全国民办博物馆协作体，成立的时候我向我们那些馆长们，其实是老板们，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他们已经从投资人成为文物的保存者，又成为展示者和教育者！

当然，我们似乎还没有余暇去考虑审美。现在生活本身已经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四面八方看看，不美的东西，不合适的东西太多了。我相信最痛苦的就是我们这些鉴定家，因为你们有眼光！

最后一点是传统和现代。我们在座的各位，对于传统的东西，古的东西可能有更多的研究。如何面对现代艺术品？昨天我和陈岩老师说到这个事。如何面对现当代艺术、如何发言，这个事情真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研究。我在西湖博览会上这次看到几幅书法，我说这个写的什么呢？汪先生说没有什么，我说这个是什么字呢？说不是字。那我心里就想，不是字能叫书法吗？《淮南子》说“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个“书”说的不是写，说的是“字”。仓颉作书是仓颉造字的意思。这个字产生以后，不得了了。天上下起谷米，鬼也在夜里哭起来了。就是应了那句话，惊天地泣鬼神。为什么“字”的产生会惊天地泣鬼神？我认为，是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到来。社会从史前史进入文明史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字的产生。然后经过这么多年各种字体的变化、规范，规范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小的时候，父母说凡是有字的纸绝不能乱扔，更不能用脚踩到字。为什么？是对字的礼敬。秋雨先生说过，中华文明这么长寿，重要原因之一是汉字长寿。所以作为书法，我认为也要注意对字的礼敬。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整个民族一起努力，有了现在的汉字的基本形体，基本语义，你要创造，空间大得很，为什么非要创造“字”呢？而且你那个创造，有谁会认可呢？或者你干脆就是纯粹搞造型，纯粹做个画家，不是很好吗？

我这样说，如果在另外一个场合就很多人都恨不得冲上来要揍我一顿了。

不过我说的也不算数。我也只是一些想法和感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对待现在艺术，对待创新等等的，希望我们这些专家，也要有一些精力去研究研究。特别是提供一些可以思考的路径，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思考和评价的时候，我们的专家，给它提供了一些思考的途径。

以上几点意见，很粗浅，请大家批评。我对于坚定与评估完全外行。大约是1990年吧，陈岩先生让我和他一起筹备文革后的第一次琉璃厂文物节。那次几乎拜访了所有当时健在的各个领域的专家，让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我还为那次文物节写了一篇短序。最近我从陈岩的一本书上看到启功先生的一封信，里面说王同志的序很好。让我倍觉珍贵。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把艺术品鉴定这件事情做好，有各位在，我就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