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协作体的工作,永章主席已经讲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首先,我要表达一个心情，对永章主席和协作体秘书处的各位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迈出了很大的步子，如果没有永章主席就没有协作体的今天。其次,我要感谢段先念主席。是他多次提议：文促会应该将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做起来，并向我推荐了永章同志。所以，借这个机会，我特别感谢段市长，也特别感谢永章和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我建议大家一起鼓个掌。

　　今天，我想讲两个想法。

　　一个是发展和壮大文化民间体系、社会体系，是文促会坚定不移的使命。文促会走过22年，成立了30多个不同的专业委员会、业务中心、协作体以及文化实体。今年2月18号，我们又在西安创立了全国“民办博物馆协作体”。第一批参加协作体的成员单位有108家。108家民办博物馆集合在一起，喊出“打造‘民间故宫’”的口号——被媒体称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文促会给协作体作了一个定性：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的行业协会机构。它的法人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下一步，文促会很快会成立“万里茶道协作体”，这是根据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确定的。习主席在俄罗斯讲话时提到：十七世纪有一条横跨俄罗斯、蒙古一直往东的“万里茶道”;一万多公里的茶道上有二百多个城镇和无数家茶商，形成了俄罗斯、蒙古和中国茶文化深入交流的线路。今年9月，习主席还要去蒙古参加“中蒙文化年”活动。我们计划9月在蒙古举办一个俄罗斯、蒙古和中国茶业的博览会。这个博览会的主打产品是黑茶。为什么呢?因为在内、外蒙古的广袤草原地区，以及俄罗斯很多地区，黑茶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是煮奶茶用的茶。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词中央非常重视：“社会”和“社会管理”。十八大以后，中央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实际上现在很多朋友对社会还缺少深刻认识。什么是“社会”?我们提出“四位一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里“社会”指的是什么?是指人类社会，是指广义的社会吗?不是。如果是的话，就把经济、政治、文化都包含起来了。它是和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一个领域，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领域。“社会”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是相对于国家、政府的黎民、百姓和苍生。用范仲淹的话说，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个“江湖”就是“社会”;当然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传统社会。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就没有社会了，社会被高度统一的国家所代替。那时候街道是“社会”，待业青年是“社会”，残疾人是“社会”，刑满释放分子是“社会”，基本上闲杂人员都是“社会”;学校毕业生走上社会，复员军人也走向社会——“社会”变成了一个不太发达的地方。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整个世界范围包括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它的标志就是社会组织的出现。一些国家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发展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可惜这方面我们还很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社会组织，出现了个体户、民营企业，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群体，这就构成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你说民营企业它属于国家吗?不是。你说它是个人的也不是;它属于社会。包括国有企业，虽然它的主管部门是政府，所有制是国家的;但整个企业的运营、员工的录用、福利包括住房等等，都是社会化的;所以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属于社会的。对外开放的重要成果对中国而言就是出现了“社会”;并且这个“社会”在逐渐成长。正因为有了这个“社会”的成长，社会管理才被提到十八大的议程上。如果中国连社会都没有，还谈何社会管理?所以发展“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人问我，社会组织对于社会而言是个什么关系?我说社会组织是社会的钮结，一个一个钮起来，牵动着整个社会。目前,党和政府非常支持社会组织发展，非常重视社会管理;但是也有人对社会组织存有戒心，这主要与西方的“颜色革命”有关。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本来只是个社会组织，可发展到最后夺了政府的权。前不久，高占祥主席在和我谈到文促会组织发展的问题时,特别强调：文促会要积极、审慎、低调、快速的发展。

　　我觉得，在社会和谐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与党和政府，与我们的国家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决不会同床异梦。我们还是希望坚定不移发展社会组织，坚信一个社会的成长对国家的未来和社会的完善是大有好处的。国外学者一般把国家分为三个部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这是构成广义社会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官方和非官方、国家和民间分开来看，企业和媒体都属于社会的范畴。所以我给一些朋友说，发展文化产业着重于社会和民间体系建设非常重要。

　　中山市现在的民营企业占比已达到95%。刚才永章讲话时提到万达集团。万达前段时间成立一个中外合资公司，引进了美国一个著名导演，是舞台艺术的奇才。拉斯维加斯的《O秀》、澳门的《水舞间》等很多精彩演出都出自他的构思。万达集团为了把他挖过来，专门成立一个合资公司，给了他40%的股份。一个人就占有40%的股份，这完全超出了常规;但万达是民营企业，这正显示出民营机制的灵活性。这也说明文化的力量在民间。

　　第二个想法我还没来得及与永章商量。永章刚才讲到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的布局，无论从政府、党委、行业协会、专业协会，应该说都已经比较完善了。如果我们搞不好，有可能被挤出文化产业的圈子。我在考虑，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因此，我有一个建议：把现在的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变更为一个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协作体;把两岸文产交流作为我们最重要的特征。这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有利于促进我们与台湾中华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协会的协作关系，有助于两岸协作备忘录内容的落实。

　　首先，文促会与台湾文创会的协作关系，是经国务院台办和文化部批准定立的，是由两岸高层领导人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和台湾行政院原院长刘兆玄先生亲自倡导的，层级比较高。其次，由文促会和台湾文创会作为这个协作关系的主体和主办者非常重要。再次，我们这边已有文化产业的协作体，台湾文创会下面也有若干台湾文化企业，组建起来不必大费周章。当然这事还要请示文化部和国台办，希望他们能给予支持。两岸协作体成立后，每年可举行一次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协作体年会。这个年会可能是一个论坛、、一个博览会，也可能是一个创意的发布。

　　二是有利于体现我们的民间角色。

　　文促会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党政机关，在两岸合作交流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去年10月底，为参加“两岸人文(台北)对话”，许嘉璐名誉主席和高占祥主席亲自率团去台湾。在台期间，许嘉璐名誉主席会见了马英九。高占祥主席分别会见了吴伯雄、刘兆玄等台湾的一些高层人物和台湾文化总会等社会组织。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其他社会组织没有我们这样的优势。我们与丁守中先生有协作关系，与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的钱复先生也建立了密切合作。不久前，钱先生专程从台湾来北京到医院看望占祥主席。向占祥主席转达了马英九先生关于两岸政治对话的意见，希望经由占祥主席转达给习主席。在两岸问题上我们是有优势的。

　　三是把我们现在的协作体变更为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协作体，是受习近平主席和连战先生谈话的启发。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2月18号晚，我们一行人从西安返回北京，在机场电视上看到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当时感触不深。回到北京后，看到台湾媒体对这件事的宣传，我的感觉变了：习近平主席在两岸的事情上要有大动作。

　　为什么?连战先生在会见时说了几句话：我们希望两岸都正视现实，比如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两岸交往中的资产，而不是负资产。中华民国是两岸政治交流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连战先生很坦率地提出这个问题。当时习主席回答：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有分歧也可以继续，彼此没有解不开的心结。对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会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相信中国人有智慧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他还说：历史不能选择，但是现在可以选择，未来也可以抉择。这实际上回答了连战先生提出的问题。

　　前不久，两岸负责台湾事务的政府主要官员见了面——这已经不是民间对民间，而是政府对政府，60年来从没有过的事。所以，我觉得两岸交流会有大的突破。

　　我很愿意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一点看法。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国的认识，经过了几个阶段。胡锦涛同志曾经说，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忠实的继承者。我昨天查了一下国民党一大的一些资料。那个时候一共100多位代表，中共就有24人，包括毛泽东、林伯渠、陈独秀等。当时提出“三民主义”“五族共和”，提出“对内实行民主平等、对外反对民族压迫”等等思想。对这些，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都是认同的，没有任何疑义。现在，大陆每到国庆节，都会把孙中山先生的大幅画像摆在天安门广场上，正对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嘛，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是蒋介石。用毛选里面的话说，当时叫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质是什么?是谁掌权，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为这两个问题，整个民族付出了血的代价、惨痛的代价。在抗战问题的认识上，国共之间并没有大的分歧。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甚至把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放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前面讲。

　　再说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虽然我们现在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可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习近平主席在与连战先生谈话时，说道：台湾人民珍视台湾现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完全理解。现在的国共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关系了。我们与“美帝国主义”是战略合作伙伴;和普京也打得火热。普京是共产党吗?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从国内看社会主义是主流，资本主义是支流。

　　一次在美国，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中国的“一党专制”。我说：你错了!中国不是“一党专制”。台湾也是中国的，台湾还有国民党、民进党，怎么能说是“一党专制”呢?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个伟大的事业，即探索通向幸福的道路;而幸福的道路不止一条，要允许中国人去做这样的探索。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我们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我赞成小平同志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不去争论。

　　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不会吃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会吃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在不断取长补短中走向和解。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我觉得，党中央比我们想得更远、更深。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说：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中华民国的主权概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概念是重叠的。台湾宪法所描述的中国版图，与大陆描述的中国版图是一样的;因此，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我说，在两岸交流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有很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的协作体现在有100多个组成单位;和丁守中先生商量一下，能否再发展30—50家台湾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企业，建构两岸共同的协作体;每年至少聚会一次，可以在大陆，也可以在台湾;合作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单边的、多边的，形成一个灵活的机制。

　　我就讲这些。今天会上，永章主席谈了很多意见，事先与我商量过，我表示完全赞成。我个人所谈的一些想法，主要是与大家交流，听听各位的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