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体的工作，永章主席已经讲了。主席办公会议对于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在永章副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应该说是高度评价。我想大家能够感觉到咱们的协作体越来越有效，越来越能与成员单位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并且推动成员单位之间建立互动。这一点特别好。在工作方面，我唯一想说的，就是把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改变成为“文化产业（两岸）协作体”。我们希望继续和丁守中委员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协会一起，吸收若干家有代表性的台湾文化创意企业，共同组成“文化产业(两岸)协作体”。我希望今后能成为协作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也是党中央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涉及到国家的核心利益。

我一直有个困扰。按说我们对文化不可谓不重视。从文化产业来说，产业投资逐年加大，文化消费数额逐年增加，文化企业逐年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人们对社会道德水准缺失，对公民素质低下的感叹也是越来越强烈。这是一个矛盾。为什么文化越发展，情况越糟糕，人们越不满意？难道发展文化是为了让社会的品质越来越低吗？！问题出在哪里？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的异化。

异化这个词有一点不通俗，说工具化吧。能否这样说，在我们的观念里，文化日益成为一种工具，日益实用化，因此也日益不再是文化本身，它已经成为另外的东西。为什么我讲到“工具”这个词？因为过去我们也讲，不能把文化当作工具。韦伯提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目的理性也被称为工具理性。当然工具理性的说法比目的理性更偏重于实用，偏重于手段。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引用富兰克林的话，把资本主义精神做了概括，比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钱能生钱”等等。这些观念是资本主义的，也是相当工具性的；作为一种原则，其目的就是钱。韦伯看得很深。有人说他比马克思更深刻，因为他看到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这一点似乎没有出路。价值理性虽然很崇高，但会被工具理性压倒。他认为看不到人类的希望，异化是不可能解决的。

工具与价值，或者目的与价值，如何理解？举个例子。有人问我，什么是政治家，什么是政客？我曾说，政客不谈理想。政客讲的是很现实的利弊、输赢。如何对自己有利，如何赢得选民。而政治家不仅要讲这些，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超于利弊、输赢之上的是非、正义与非正义、社会理想等等。再比如，今天是经济社会，讲穷富。当然富比穷好。但是如何富，以什么方法和手段致富，如何做一个富人，这后面也有一个价值理性问题。如果从工具、目的看，那就没有别的，只要富就好。我所说的文化异化、工具化问题，要点是说今天讲文化，不重视文化的价值，而过于重视文化的工具作用。从前看到文化能为政治服务，是政治工具，今天又能看到文化可以为经济服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又能看到文化资源可以作为新的产业方向，看到文化可以塑造国家形象，可以与别国竞争软实力，所以特别加以重视，看到的是“用”，而不是“体”。怎么说呢，认识到文化有用，当然好。文化有用，文化人也显得有用。被重视肯定比被漠视好。但是只看到实用，看不到文化的真正的价值，所谓发展文化就会走偏。有人问我，我们这些年文化是提升了还是降低了？我说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指标：全国政协委员会的委员们，刚解放的时候是茅盾、梅兰芳、巴金、徐悲鸿、梁思成这些人。现在呢，还有这样的大家吗？现在很多是所谓笑星、歌星、明星。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三星高照”。你说是提升了还是降低了？看你怎么看，但这是个现实。我们的文化是在发展，为什么文化发展没有带来社会精神的、艺术的进步？为什么投资那么多文化设施，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音乐厅，而文化收效不高？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文化的工具化问题，就是文化日益被当作别的，甚至是一个借口、一个抓手，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是一个素材。

我这样理解文化：文化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意义，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格调，是一种风范，是一种品质，又是一种态度等等。这些东西你能够感觉到，可是难以言说。季羡林回忆胡适，他说胡适先生给我印象是“即之也温”，就是你一看到他，一接触到他就感到温暖、亲和。还有好多人回忆周总理，说周总理给人的感觉是“如沐春风”，你能说清楚吗，说不清楚。但是你能感觉到。就像诚恳，就像热情，你怎么去说呢？！那天见到湖北电视台王茂亮同志。我说：茂亮，我跟你见面10秒钟以后，就决定跟你做好朋友。为什么？因为我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他这个人智慧、诚恳，还有趣。有趣也是一种文化。有的人你不愿意跟他多呆，因为他无趣。你试着看看周围的人，有几个会让你觉得即之也温，有几个会让你感觉到如沐春风？包括电视报道中的我们的领导同志，各个绷着脸，一点笑容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电视台的过错。不让人感觉到温暖、如春风。有一次我去美国南部的一个小岛，那个小岛就一万多人，我在一户人家住了几天。每天早晨出来散步的时候，我看到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都会问你早上好。还有更奇怪的事情，就是你在路上看到一辆汽车开过来了，汽车会主动减速，甚至会停下来，跟你说Morning，然后再继续开。这些人跟我们有任何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会特意停下来向你问好！让你感觉到一种文化。他是图什么吗，有什么工具性的企图吗，有什么目的吗，都没有。他只是认为人应当如此。这是一种观念，一种价值观。有人可能会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虚伪。我说有这点虚伪也好啊！我们到国外上下电梯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进来，他都会跟你点点头，或者说早上好、晚安。台湾也这样。我们的电梯进来个人根本不理你，就好像你不存在，你也觉得他不存在。还夸耀自己是礼仪之邦，简直不知羞耻。这些东西是什么，不就是文化嘛！在文化大发展中间，我们把文化的本意丢了，而去重视不是文化本身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中华文化走出去，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可是我们把这个叫做“文化竞争”，就需要考虑。这个世界的竞争已经太多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到处充满了竞争；而且生孩子从胎教、从幼儿园就开始竞争。文化能不能例外？我主张文化例外。文化应该讲和，讲爱，讲理解，讲宽容。还有一个提法也值得讨论，说现在世界的文化版图需要重构。怎么重构，是要用文化去占地盘吗？我赞成走出去，走出去是为了交往，为了友好，不是为了竞争。竞争很容易演化为斗争，演化为冲突。我们反对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我们自己不去主动搞冲突。也许我的这个观点从政治上看比较幼稚，但我相信从文化上看是对的。

我赞成和谐这个说法。文化的本意不是谁要搞掉谁，谁要挤兑谁，谁要消灭谁，谁要贬低谁，而是说大家要和平相处，友好相待，要有充分的善意，承认人与人的共同点大于不同点，即使是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人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是人，共同点仍大于不同点，这是一个文化的信念。我说的信念，不是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文化信念，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信念和美国人的文化信念，基本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亨廷顿就对了，因为他主张文明冲突，我们是反对文明冲突的。我们认为，文化的差异能够带来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文化的差异和交流是文化前进的里程碑，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多彩多姿，这是一个好事情。用中国最传统的话来说，叫做和而不同，和与同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同是一样的东西叫同，咱俩完全一样叫同，同是不能容纳异的，但和是可以容纳异的，它不但能容纳异而且还主张不同，不同叫和，说不一样才是和。山西人吃面条，把盐醋等那些东西调和在一起，调和那个“和”就是和平的“和”的意思，就是好多东西“和”（读huò）到一块，说大家在一块和一和，咱一块喝个酒、瞎扯一顿和一和，这是多么的快乐啊！我再补充一句，说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文化往来都比说文化竞争好。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最近我注意到环球时报有篇文章，一个记者采访提出软实力的约瑟夫·奈说，你认为中国软实力的发展正在受到什么阻碍？约瑟夫·奈说，中国最近几年非常注意国家的形象，通过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新华网，也通过办孔子学院等，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是，这些都是政府行为，这种政府行为会阻碍中国软实力的发展。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通过公民来体现的，不是由政府来体现的。他具体讲到，民族主义的宣传不但影响了中国的软实力，还影响了和中国吵架的人，因为他们也是民族主义。我想他可能指的是中日或中菲，你是民族主义的思想，他们也是，两边都不能展示对对方的魅力。如果说我们自古就跟你们不是一伙的，对方也如此，那你们俩还有什么吸引力呢？还谈得上什么魅力呢？什么魅力都没有了。所以我就想起前年日本的池田大作先生跟高占祥主席有一个对话，池田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说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绝对的，民族主义至上，爱国主义至上，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是为了我的国家怎么做都是对的，只要是为了我的民族怎么做都是对的，可是二十一世纪要建立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念。你说为了你的国家，但是你是否想到你的邻国，那里也有人，你的同族同胞是人，你的邻居是不是也是人，也需要尊重，也需要友好。你要吃饱饭，他也要吃饱饭，你希望得到发展，他也希望得到发展。你不能为了你的国家或者你的同胞发展就不顾别人的发展，这是全球化下提出来的新问题，而且是很重要的核心价值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文化问题。

我们都是从事文化产业的，应该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多想想我们的文化责任，就是说我们生产的文化产品让老百姓看了以后，能发生一些什么作用，能不能让他们变得善良一些，变得和气一些，变得谦虚一些，这样我们心里就踏实。

现在世道真的变了，因为经济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把所有的领域都变成了买卖。反贪抓出那些贪官，把干部提升也当成了买卖。所有领域都变成买卖，这是一个很大的灾祸。我们说，市场经济买卖是要进行的，但是不能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或者卖，这一定会变糟糕。文化是反对这一点的。我们是做文化产业的，我在这里说这些也许不合时宜，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不能什么东西一变成产业，其他什么都不管了。像媒体，过去说是国之重器，是伦理社会的良知，可现在的媒体有了产业性质以后，他首先要考虑他的员工吃饭，尽量工资多发点，奖金多发点。这个界限在哪儿，你是不是还有社会良知？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文化的工具倾向，而且是一个很明显的倾向。